今注本堪称史家之绝唱
王石主席在深圳甘坑《今注本二十四史》工作委员会
2018年会上的总结发言
我们开的是一个小会。但我们说的事情是大事，重要的事。我曾与文促会同事们说过，文促会创立以来26年做过的事情加起来，也没有《今注本二十四史》这件事情重要。
听了各位主编的发言，感慨很深。前后24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损兵折将。我叫玉文副主席整理了一个已故学者名单，我在这里读一下，表达对他们的缅怀......
“今注本”被誉为“文史界的三峡工程”。而今我想借用鲁迅先生评价《史记》的一句话，“史家之绝唱”。鲁迅说的“史家”是指司马迁。后边还有一句是“无韵之离骚”。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同样可以说是“史家之绝唱”。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记得已故何兹全教授曾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二十四史”的全面整理有三次。一次是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另一次是中华书局本，第三次则是“今注本”。这次，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一次。文本的整理是一个方面，更了不起的是赖长扬先生生前所说“史家注史”。一方面保留了二十四史文本的原貌，另一方面又以注释的方式把前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文本之中，注释的量，几倍于原书，这么伟大的事情，几百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参与其中，还不是“史家之绝唱”吗？
几年前，陈祖武先生审读了今注本《三国志》，他认为至少50年内不会有类似的新的成果。我想他说的50年，恐怕是一个太过保守的估计。
有了《今注本》，会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参考二十四史。而这之前是很困难的。今注本是一个极好的工具。
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重视历史，从夏代就有史官。从现代史学的研究看，我们不仅重视历史，而且重视历史里面的文化脉络和文化传承。刘梦溪先生说现代中国的史学可以称为“文化史学”，因为现代史学的研究，不仅重视建构或者复原历史的构架和真实，而且更为重视从历史中梳理和追寻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使现代史学充满了文化意味，或者说人文的旨趣。想想现代史学的那些大家，比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钱穆、张荫麟、郭沫若、范文澜、傅斯年、翦伯赞、吕振羽，以及断代史方面的陈梦家、汤用彤、萧公权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大家。来到广东，又想到张荫麟，他的《中国史纲》只写了上古部分就去世了，年仅37岁。广东能出张荫麟这样的史学天才，应该感到骄傲。张荫麟就是把史学、哲学和艺术混在一起研究的。还有钱穆先生，也是非常重视文化。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24年前孙晓、赖长扬先生找到我，说社会科学院想做一个校点今注本二十四史的项目，但是因为没有资金，就没有立项，他们特别着急。着急在哪呢？我记得他们当时跟我说，学者的成长和传承不像是地里割韭菜那样，割掉一茬就又整整齐齐长起来一茬。当时我们在史学领域，各史都有年届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学术力量非常整齐。他们担心再过些年，这些老先生一走，就会带走和生命一样可贵的知识和学识，是他们的研究生们不能相比的。如果到那时候再做今注本二十四史，学术水平就不一样了。我完全是被他们两位的迫切心情感染，脑袋一热就决定做这件事。1994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笔典礼。联合国发来贺信，记得在台湾的陈立夫先生也写了贺信，还有陈香梅，很多人参加了开笔典礼。那时候我手里只有黄丕通先生资助的84万元人民币。就这么一点钱就开始了。后来一路艰难，我也一再抱歉，不知道向孙晓他们道歉过多少次。我记得有些作者初稿写完后，一校、二校、三校，校起来没完。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稿费。那时人们都在忙于发展经济，对于传统文化，远远没有今天那样重视，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力量。我还说，不行就让学者们起诉我吧。那样，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虽然这样艰难，我们的团队，各史的写作班子，都和我们一起走过来了，不离不弃。
最后我要特别对华侨城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作为中央企业、文化企业，下决心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是很了不起的。习总书记一再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再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各位想想，还有哪一部书，比二十四史包含了更多的传统文化，比二十四史包含了更多的中国故事？我认为这是华侨城的文化自觉，文化情怀。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过去我说，5年完成，10年完成，今天看来不现实。现在我的希望是，有生之年把《今注本二十四史》做完，做好，贡献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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