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举办，出席嘉宾包括卸任央行行长2个月的周小川、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IMF原总裁朱民等。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金融稳定发展成为本届论坛最核心的议题。
视频报道↓↓↓
周小川:
总结金融危机10周年 要有向量思维
▲周小川演讲视频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十周年了，传统经济学比较注重单变量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复杂，由多个变量决定，需要向量思维。
“现有的很多模型是描写静态关系的，但是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小概率事件，这个概率可能会变大，也就是尾部效应，或‘肥尾效应’。但是从概率出发，又没有全局性，因为会把它归结为正态分布的尾部。也就是说传统的思考模式和表达模式对于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有所不足，对下一轮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就会带来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向多变量向量分析发展。
他表示，从10年金融危机中可以总结出很多思考和改进的方法，“使我们没有白白经过这个危机”。
吴晓灵:
金融业改革“蹄急而步稳” 要合理有序推进开放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表示:
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蹄疾而步稳”，在新时代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债务率急剧攀升。如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着传统金融的变革和新金融的发展，但创新的试错也带来了秩序的失调和风险的积累。
在繁荣与失序并存、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中国的金融业能否在降杠杆和化解风险中稳步前行，能否在进一步开放中保持竞争力，这些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陈文辉:
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 要讲互利互惠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陈文辉表示:
银保监会近期已推出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接下来将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他指出，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能够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而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
接下来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
李扬:
利率市场化不能简单归结为放松管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
利率是金融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网络体系，它具有关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和市场化调控机制。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全方位发展资本市场以形成资金的均衡价格，解除信贷管制使资金供求双方都可以充分竞争，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高存款准备金率亟待“回归正常”，发展银行表外市场以打通相互割裂的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影子银行可以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朱民:
金融再开放关键是国内市场国际化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提出:
中国金融市场规模极大，但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够。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国内市场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是要放开市场准入，把市场打开;第二是要将业务放宽;第三是把金融的基础设施放开，使得市场的透明度、竞争的公平性大大加强。竞争推进中国金融机构的改变，提高金融效率，由此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格局，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质量。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能建立现代化监管体制，由此来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体系。
陆磊:
全球经济面临冲击 金融行业标准一致性首当其冲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表示:
我们必须要认识新时代的冲击和金融业的新演变。在新技术对金融业构成系统性冲击、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金融供给造成冲击的双重冲击之下，融资效率有所提高，但也产生了对传统融资模式的创造性解构，产生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因此，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取决于如何在技术提升效率与冲击造成不稳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陆磊提出了三个变革的基本方向:新的金融行业标准的一致性首当其冲，其次是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第三是中央银行作用增强。
金融监管永远在路上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提出，当前金融科技不断创新，新兴的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规范经营和金融违法违规的行为，因此，对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准入门槛，要持牌经营。
对于新金融业态的风险防控，一是要加强对互联网交易的风险把控，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关系;第二是要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第三要发挥科技监管科技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表示，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风险的根本。混业经营存在不透明的风险、道德风险、监管套利、投资者保护不利等多重风险。分业经营可专注主业。
面对各类风险，金融监管不能退让，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强化综合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表示，金融基础设施参与监管科技，可以探索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相结合、云服务与监管科技相结合的方式，成为监管科技创造价值的良好载体。
实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可通过三条路径:一是依托中心化平台服务监管和市场机构，一方面帮助监管机构和市场机构做好风险控制，另一方面为决策层在顶层设计和制定宏观政策时提供参考。二是构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火墙。三是在防火墙内进行监管沙盒的探索和应用。
资本市场改革再出发
重庆市政府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交易所竞争力不够，市场分割，发行机制、退市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易方达基金公司董事长詹余引表示，促进资金融资功能的发挥，直接融资到上市公司、实体经济中去，是资本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然而，现在股票市场的换手率大概是5倍，基金的换手率大概是400%，换手率过高导致投资成本上升。这些现象体现了资本市场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其功能。
詹余引建议，机构投资者要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投资决策、产品设计、交易行为等方面，都要将价值投资作为标尺。同时要防范风险，最根本的是投资如何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表示，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全新的金融体系来支撑，主要是以资本市场、私募股权等直接投资。
具体来讲，为新经济提供融资支持的金融创新可以有几种方式，现在已有的一种是市场化母基金，可提供长期资本。第二种方式是培养天使投资人群体，为创业初期的企业提供资金。还有一种方式是利用科技提升资本市场投资能力。
汉富公司董事长韩学渊提出，资本市场的好坏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资金的流动性，二是企业的盈利情况。4月27日正式资管新规，银行表外的资金进入非标产品受到限制，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做固定收益类业务的备案也受到了限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来源于外生的并购红利和来源于内生的企业增长红利都走到了一个节点。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政策的限制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借贷市场，可能会出现大量逾期和不良资产，不良金融资产的处置、收购、重组，也会进入高峰期。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毛志荣透露，中国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大概有250多万亿，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超过了180多万。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金额约18万亿，跨境配置成为他们的主要选择之一。
跨境资产配置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制度的不同，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开通，通过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连接，使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联系起来，在风险可控、安全有序的前提下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跨境投融资服务。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院长助理田轩表示，激励技术创新有四个重要的要素: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企业风险投资，“不太积极”的二级资本市场，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
5月20日，“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直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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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财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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