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2日当地时间早上8点之前，整个欧洲还沉浸在一种久违的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这不仅仅是由于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就要到了，更重要的是，巴黎恐怖袭击案的主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四天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活捉。
首犯被抓，自然有其巨大的象征意义。特别是上上下下都认为这显示了西方在反恐上的强大力量，只要上下重视，恐怖势力还是能够被击败的。然而在戒备森严的首都机场早高峰时段以及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发生的爆炸恐怖袭击，再一次打碎了西方的幻想。
世界发达强国的首都巴黎发生恐袭固然令人骇然和不可思议，但毕竟如此大的民生城市，确实防不胜防。可相对狭小的机场不同，其安保标准和易控制程度远远高于一座城市，却仍然发生恐怖袭击，其对欧洲社会的震撼不难想象。就在此刻，死亡人数已高达34人，上百人受伤。欧洲的首都布鲁塞尔由于交通全部停顿而陷入瘫痪。
爆炸瞬间
巴黎恐袭发生后，我曾撰文指出，对欧洲而言，那是一起和过往不同的恐怖袭击事件。过去可能是因为对西方某一件事情的愤怒，比如漫画、一本小说，或者一部电影，但那次的意义则是两大文明历史性对决的开始，是欧洲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统治欧洲之争的开始。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就是宿敌。伊斯兰文明曾几度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生存。如果不是7世纪的普瓦捷之战和17世纪的维也纳之战，欧洲文明可能早就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西方崛起后则加倍奉还，打得伊斯兰文明全面溃退，尊严尽失。如果不是后来有了石油和一直很高的出生率，伊斯兰文明很可能成为西方统治下消失的印第安文明的翻版。
不过今天双方的对决和势力的此消彼长则要追溯到二战之后西方的两大重要决策。一是西方支持以色列建国，并长期对之偏袒。就在3月21日，正在竞选的川普和克鲁兹均竭力向亲犹太势力示好，两人都发誓上任后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而完全无视巴勒斯坦的苦难和阿拉伯社会的愤怒。新仇则把旧恨激发，双方的敌视再也无法消弭。
二是西方经济起飞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短视的政治精英决定引进大量移民作为解决之道，近东中东的穆斯林由于距离较近，成为移民主力之一。一开始确实是双赢，西方在低劳动力成本下继续维持经济景气，第一代穆斯林的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自己原来的国家。然而，不过二十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一切全都逆转。西方经济由于大众和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绑架以及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出现了成本高昂的高福利社会、去工业化现象，经济再也无法持续增长。处于社会边缘的穆斯林群体首当其冲：生活水平最低，失业率最高。但此时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开始以第二代、第三代为主体，他们根本无法如同父辈一样接受不平等的现实。这种不满便和穆斯林与西方在历史与现实中累积的积怨结合起来，这就是本土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
说到底，西方当初还是对自己的制度过于自信了，认为自己的普世价值在全球都得到欢迎，更何况这些能够亲自体验普世价值的外来移民们。仍然心仪西方普世价值的国人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何以亲身体验到西方普世价值的如此庞大的群体却根本不认同这种价值呢？
假如仅仅是决策失误，还不足于对西方造成多大的威胁，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高离婚率、低出生率以及同性恋合法性，导致西方人口迅速老化和减少。穆斯林却恰恰相反：传统的高出生率在西方高福利的支持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呈现了一种“失业-生育-谋取福利-更多失业-更多生育-更多福利”的“良性”循环。
战后欧洲的另一个变化是加速的去宗教化。今天的法国每年也就只有10%的人去教堂。由于缺乏信徒和牧师，许多教堂荒废，不得不变卖改为世俗用途，比如餐馆和夜总会。甚至还有部分教堂改成了清真寺！在没有信仰的前提下，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走向何方，不言而喻。
今天的西欧，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明的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争夺的不过是未来的主导权罢了。主导权的争夺，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昔日仅仅是因为以色列或者一个单一事件的刺激引发的冲突。这种冲突越激烈，穆斯林就会越团结，所谓温和派就更不会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就越强大，越能早早达到目的。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作为欧洲头号通缉犯，竟然可以在穆斯林社区躲藏四个月之久。而当他被捕时，立即引发穆斯林社区青年人的抗议和骚乱：他们高呼“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是英雄”的口号冲上街头。
一片狼藉的爆炸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