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慧 社会创新家
编辑 ▏肖泊
柳茜是“Hi China国际青年联盟”（以下简称“Hi China”）的创始人。在哈佛读书时，她看到了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便和同学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国外同学来到中国、认识中国。
和国外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对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关切在哪里？柳茜开始尝试搭建一个供中国学生去发展中国家感受、学习的平台。在这个平台，学生们甚至真的可以参与国家发展的关键决策。
“也许有人觉得个人离国家发展很远，不是的，只有目标够远，才会更有动力。”柳茜说。
使命感
在浙大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分别取得金融学和经济、金融数学的学士学位后，2013年，柳茜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专业学习。
在哈佛，使命感是比能力更重要的个人素质。
刚上大学时，父母给柳茜提了要求：多与社会接触。抱着去发展中国家看看的想法，大一暑假，柳茜前往印度做志愿者。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使柳茜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除了身边的事，世界还很大。
干净的饮用水、一餐饭，在常人看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印度，这些可能很难才能达成。一次走在街边，柳茜发现有一群看起来十三四岁的姑娘站在街边。了解之后她才知道，这些女孩来自印度农村，因为不知道在工厂怎么做工，只能在路边等着“客人”买走自己的一晚上。
“1美元，在美国连一杯可乐都买不到，但在印度，却可以买走一个女人的尊严。”巨大的撕裂感直接摆在眼前。那个暑假，柳茜和同行的伙伴一起组织了两期项目，主要是帮当地女性学习如何纺纱、如何操作机器等技能。两期项目结束时，40多位女生从街上走入了工厂做工。
一名大一学生，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改变了40多个人的人生。“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想，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我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柳茜说。
在哈佛，柳茜发现，这样的使命感，几乎存在于每个哈佛学生身上。
一位名叫Charles Data的黑人小伙子，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笔记记得很厚。同学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做教授。后来在交谈中才得知，因为来自南苏丹，他一门心思想着把知识带回去构建国家系统。那时，南苏丹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宣告成立，于2011年7月 9 日通过独立公投宣告独立。
“在南苏丹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金融的法律，更别提整个经济金融制度。我们现在学的大多都是经典理论，我要把他们记下来，回去建设我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作为南苏丹人的使命”。毕业后，Charles放弃了年薪30到50万美元的工作，回到南苏丹，拿着200美元每月的工资，着手构建南苏丹经济金融体系。
另一位来自索马里的女性同学Fadumo，虽然已经在英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并且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依然想回到索马里竞选总统，为同胞的生存和发展权奔走，完成作为索马里人的使命。尽管在索马里，总统候选人被暗杀的几率高达60%。
我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柳茜问自己。
2
带国外学生看看中国
柳茜时常觉得，外国人对中国有某种“偏见”。
中国的高铁建得这么好，为什么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不是到世界银行骗贷款吗？在一次名为“比较民主学”的课上，讲到了一个中东农村虐待妇女的案例。中途，有同学发言：“顺便说一下，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之后的大半节课，同学们都在讨论中国人权的糟糕。即使有中国同学站出来说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指出外国同学的认知偏差，外国同学也会认为是在“护短”。
柳茜并不认为西方个体是出于自身意愿对中国抱有极大恶意。“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炮制一些看起来很有爆点，容易挑起民族情绪的文章，在西方这种情况同样存在。而这些同学大部分又没有真正来中国看看的机会。”
在哈佛的第二年，柳茜开始组织“哈佛中国行”项目，筛选哈佛同学到中国看一看。在她看来，从类似哈佛这样的顶级名校出身的学生，未来极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那时真正影响他们决策的，主要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如果他们能在青年时期对中国有客观的认识，那么以后他们也许会更积极地推进和中国的合作。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其他国家已经有尝试。在以色列，有大量基金会支持外国的优秀青年到以色列学习以色列的文化，了解犹太人的历史。这件事已经做了几十年。
参观中国的过程不设立场，而是展示中国的发展逻辑。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都由哈佛同学来经历与感受，形成自己的判断。十几天的行程中，他们会进入国务院新闻办，与新闻发言人探讨中国媒体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可能进入农村，了解农民的收成，了解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有些同学在回去之后，写了大量的文章，叙说来中国前后的不同看法；有同学选择了到中国工作；也有同学代表自己所在的机构与中国达成了合作。
“我们不是想让他们说中国多么多么好，而是想他们在列合作清单的时候可以想到中国，这是最核心的。”
最初，“哈佛中国行”只是由柳茜和同学在业余时间发起的项目。在看到其带来的观念改变和现实价值后，柳茜决定，将其在中国注册为正式的公益组织“Hi China”。除了增进外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柳茜更希望在海外实践项目中，让青年看到世界的广阔，并由此鼓励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实现自己之于社会的价值。
柳茜尤其可以感受到中国青年对公共事务关注的不足，在留学生的圈子里，大家时常谈论的是毕业后找一份薪酬如何的工作。哈佛肯尼迪学院对本院学生的统计数据中，中国留学生进入公共领域工作的只有15%。而在国外同学中，这个数字是80%。
柳茜开始想，能不能让中国同学真正对国家发展产生兴趣？
3
到发展中国家去
为同学们提供到英美等发达国家参观学习的机会，对柳茜而言，是更容易的事。但她把目光聚焦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变化更为迅速，旁观者更容易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逻辑。在哈佛，那些想着为世界做些什么的人，往往也都有着去往发展中国家的经历。
巧合之下，柳茜结识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顾问，并在总统办公室支持下，开展了“President X”计划。在这个项目中，中国青年会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以总统视角思考国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如同80年代的中国一样，正是改革的实验田。
除了由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关官员介绍乌兹别克斯坦的基本情况，同学们也会对这个国家中的国企、民企、中资企业进行参访，并且跟随乌兹别克斯坦副部级官员的行程实习，了解领导者如何做出决策。
12天行程的最后，同学们会对自己选定的案例提出解决方案，比如如何发展乌兹别克斯坦的旅游业，如何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吸引中国投资等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可能真正被决策者吸纳转化成政策决议。
2019年上半年寒假中，在谈到如何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吸引中国投资时，有小组建议对中国实行免签。到2019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总统令，正式对中国实行7天免签。
“很多家长说，孩子不当总统不用去想这些事。我觉得不是，中国青年应该有勇气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把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思考带入后来的学习中，这样才会有更多动力。一个社会的发展和你对社会的思考永远不是高不可及的，这应该嵌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当目标足够高远，才能做更大的事。”
也有人质疑，短短十几天的行程是否真的可以产生改变。“如果觉得什么都没有用，那连开始都没有。即使是短期项目，也可以让你在新环境中把触角打开，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哈佛带来的影响中，柳茜感受最深的就是，无论事情大小，只要去做，就可以影响身边人，身边人再影响身边人，就可以改变世界。
4
清楚彼岸是什么
2017年，柳茜从金融机构辞职，开始全职做Hi China，并坚持以项目完全资助的形式运作。柳茜把自己的个人积蓄近100万都投了进去，但由于人力和场地支出的压力，团队依然步履维艰。
国内前辈建议她以商业的方式来做。在海外实践中引导青年人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在国内的公益界受到的认可仍不多——它重要，却不紧急。但对柳茜来说，过渡到收费仍然需要跨过心里的坎。
很长一段时间内，柳茜一直想做一个纯粹的公益组织。她把这视为当下的目标。一位前辈的话点醒了她：“无论是公益组织还是公司，都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它们像交通工具，载着你去彼岸，你应该知道你的彼岸是什么，而不是把交通工具当做彼岸。”
目前，Hi China已经慢慢过渡到收费模式，但依然保有一定比例的资助，并且奖学金覆盖率达到75%左右。
眼下更让柳茜担心的是大众对Hi China价值的不理解。“曾经就有潜在的合作机构直接表示，觉得我们不过是个游学项目，去的还是不发达的乌兹别克斯坦，他们连合作都不想合作。”柳茜说。有时到学校宣讲，因为缺乏宣传渠道，对着台下的一两个人“绝望”地讲满全场也是常有的事。参加过Hi China项目的人，更能理解它的价值。目前Hi China项目的招募仍然主要靠同学间的口碑传播，人数每年都在快速增长。
在一次次项目复盘中，柳茜也在思考，如何把Hi China的价值与家长、学生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国内的家长主要追求的仍然是好分数、好前途，但在柳茜看来，不同于70、80后主流价值观中将“财富、地位”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00后在人生观上已经更加多元，也更多开始思考与社会的关系。
“做‘人’的工作肯定也要放在更长的维度去看。”柳茜希望通过建立数据库，追踪每一位参与的同学之后的人生轨迹，这都在她的“长期工作计划”当中。
除了乌兹别克斯坦，柳茜未来想将项目拓展到更多国家，比如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或者俄罗斯。“如果能在中国孵化出一个世界青年成长组织，那还是挺有意思的。”
创业初期，为了省下几百块，柳茜由飞机高铁改为坐绿皮火车，全国各地的青年旅社也几乎住了个遍。去了不同的地方，接触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人，柳茜觉得自己也在一步步认识更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加之创业的经历，柳茜觉得自己更包容了。“之前觉得自己知道了世界运转的逻辑，但慢慢会发现不是，世界这么大，每个人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只要不违背原则都是可以的。”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