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萝卜头666 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我要推出一个新系列，【我家有烈士】。
烈士是受人尊敬的英雄，但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总是被忽略：他们也是父母的心头肉，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直到这个清明节，有数亿网友在一起讨论如何纪念烈士的话题，很多人才意识到，这些如你我一般平凡的人，为何最后能做出那么伟大的牺牲。
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他们去做了，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希望更多烈属来能和我讲述你们家的英烈故事，还原一个真实、有血有肉，愿意为了国家、民族、和平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接下来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烈士娄绍定牺牲前曾给母亲寄回上百封家书。
这些书信不仅直播了他的八年抗战，还在80年后，成功把妹妹找到他，接他回家。
2017年9月30日，我独自一人在家，吃午饭时，电视播出的新闻吸引了我。天安门广场前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家领导人向烈士敬献花圈。
原来，这一天是烈士纪念日。
我是那时才知道，烈士竟然还有个纪念日。
我忍不住一下大哭起来。如果母亲看到这个新闻，她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还清楚记得，1972年那个深秋，瘫痪在床的母亲忽然大哭不止。我们以为母亲发疯了，赶快跑进去看。
没想到，母亲正对着一张报纸嚎啕大哭，那是关于中日建交的新闻。
母亲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他们是我的大哥和二哥。大哥叫娄绍定，他上战场时我才不到3岁。但我知道大哥的一切，八年抗战中，他给母亲写了一百多封战地家书。
我对大哥的最初记忆，就是被祖母抱在怀里，听三哥给祖母读信。
我依偎在祖母怀里，虽然听不太明白，但恍惚觉得祖母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湿漉漉的。
大哥的第一封家书是这样写的：
“母亲大人：
我在应城参加了两个多月的整训，于11月随部队来到山西五台地区，第一次尝试了战场上的滋味。
我们医官的主要任务是上第一线抢救伤员。枪炮一响，凄惨的景象立即呈现在眼前。敌人的炮火摧毁一幢幢房屋，这里那里不时传来惨痛的嚎叫，或喊爹叫娘的呻吟。
我所注意的就是这些，立刻随着声音去寻找，给伤员打上吗啡针，然后命担架兵抬走，轻伤休整，重伤转送后方医院。
三天的战斗中，顾不上吃饭。干粮不够，只好多喝一点水。想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想到民族存亡的危机，仇与恨填满了胸膛，也塞饱了肚皮，忘记了饥饿。
一下火线，老百姓远远地叫声'辛苦啦'，也有来慰劳的，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想家的心情也有所寄托，开始逐渐习惯起来。
希望祖母和母亲不用挂念，希望弟妹们努力学习……
儿绍定”
那是1937年的12月，大哥离开家才两个月，他是国民党第八十三师某团的准尉军医。
大哥不是当兵后才成为医生，他在家有自己的私人诊所，有着可观的收入。
大哥从小擅长绘画，中学毕业本来考上长沙国立美术专科。但很快，大哥就意识到国弱民贫，学美术难以救国，想要救老百姓，应该去学医。
他决定从美专退学，重新考医学院。母亲得知大哥的想法后，非常感动，当即同意大哥退学。
母亲能如此开明支持大哥的想法，和她所受的教育分不开。
母亲出生在长沙的教育世家，家境殷实。她结婚时才14岁，父亲是外公的得意门生，刚读完中学就被外公招郎入门。成婚后，在外公支持下，母亲继续上完小学，再读长沙古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母亲当时的老师就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徐特立先生，她也接受了老师的革命思想，非常支持父亲的革命工作。
湖南土地革命时，父亲担任农民协会秘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地下党营救才脱险出狱。随后，父亲辗转多地教书，继续与地下党联系，做地下革命工作。
正是父母的革命思想，教育了大哥。大哥从美术学院退学后，重新考入了湖南国医专科学校（现湖南中医学院），准备学医救国。
大哥入校后主攻中医，同时自学西医，成绩都十分优秀。而且，这期间，大哥因为有绘画功底，简直成了学校里的明星。
他组建游泳社团，刚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报名，感觉有伤风化。大哥自己手绘海报，题目叫“呱呱叫的医专游泳队诞生了”，非常风趣幽默，吸引了一大批同学参与。
大哥手绘的游泳队海报大哥毕业时，学校分配他去湘雅医院工作，当时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能进湘雅医院是多少医科学生梦寐以求的。
可是大哥拒绝了，因为湘雅是美国天主教徒开办的医院，他不想去。
此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教书糊口，十分辛苦。
母亲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年幼的我，有一次把我带到自习课堂上喂奶，正好被督学看见，慌忙掩起衣服，脸都羞得通红。
督学没有批评母亲，还表扬母亲是个要强的女子，一边带小孩，一边把课堂秩序维持得很好。
思来想去，大哥决定独自行医，也能赚钱给母亲补贴家用。
在朋友的帮助下，大哥在长沙市油铺街平安居正式挂牌营业，开办了一家“中西医娄绍定”私人诊所。
大哥给人治病时，主张处方简单，药物易配。一般的中医处方都在五、六味药物以上，常常多至十几味。而他的每次处方总是只有两、三味药，最多也不超过五、六味药，可治疗效果非常明显。
在毕业前夕，他就编辑了一本《小病简治》，介绍的都是一些常见疾病最简单的治疗方法，适合于医疗条件差的农村使用，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容易寻找的一两味药物。
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口碑，才开业三个月，大哥诊所名气大增，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一天深夜，诊所突然来了一位求医者，他建议大哥去当兵，抢救伤兵。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正在华北、华东地区进行英勇的抵抗。当时还处于大后方的湖南，肩负起了支援前线作战的任务。输送军需物资、接收战地伤病员，长沙的医院十分紧张。像湘雅医院那样的大医院里，早已被伤兵挤满。
长沙街头也随处可见沾满血污的担架，哭喊呻吟的伤病员，和行色匆匆的军人。
深夜找到大哥诊所的人，叫李文开，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因为儿子病了，多方医治无效，经人介绍找到了大哥。
大哥虽然年轻，但对中医有些经验。他在乡下遇上病人中暑休克，情况危急，竟然用缝衣针代替银针，将病人给抢救了回来。
以李团长的身份，他的儿子肯定能进各种大医院。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找到大哥。大哥接诊后，仔细把脉，只给了两次处方就治愈了孩子的病。
李团长很赏识大哥的医疗技术，认为像大哥这么优秀的年轻医生，去战场救治伤兵对国家贡献更大，极力动员大哥参军抗日。
当时抗日热情高涨，我们那里一条街的青年都去参军了，大哥同样是热血青年。经李团长这一说，毅然决定放下这间收入可观的诊所，到前线去救治伤员。
大哥回家对母亲说：“妈妈，国难来临，我不能等闲视之。我要去当兵，我要去前方救治伤病员！”
知子莫若母，母亲理解大哥的志向。但上战场母亲还是担心，她含泪送走了心爱的长子。
临走时，大哥给家里留了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带着学士帽的毕业照，他把自己的名字拆开，在照片旁写了两句题词：“绍箕裘继承父业，定家邦投笔从戎。”
大哥的许多照片遗失了，这是仅存的一张大哥参军后，不管战事如何紧张，都会按时给母亲写信，汇报自己的近况，多时一个月三封。
这一百多封家书，让我成长，让我清楚记得大哥音容笑貌，更记得大哥每次都会在信中提到，特别交代哥哥姐姐照顾我这个幺妹。
后来的家书中，大哥特别交代，把他喜欢的“游泳队海报”送给我做礼物，而我竟然连大哥葬在何处都不知道。
两个哥哥牺牲时还没结婚，更没有后代。如果我有生之年不去把他们找回来，他们将永远成为四处飘荡、无人祭奠的忠魂。
看到烈士纪念日新闻时，我决定先找到大哥的埋骨之地，把他迎接回老家的烈士陵园，方便祭扫。
二哥和家里联系不多，实在没希望找回来，但大哥留下的资料齐全，还是政府认定过的烈士，我想接他回来，理所应当。
然而，刚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我当时83岁，从学习烈士政策开始，先把文件抄录在笔记本上，然后再用红笔划重点，一一都记在了心里。我打电话去浏阳烈士陵园询问时，工作人员却说烈士墓地采用属地保护管理原则，大哥散葬在河南乡下，应该找河南政府就地保护，不能迁回浏阳。
这个回复给我当头一棒。但我不死心，继续查规定，终于在《烈士褒扬条例》中找到：烈士如果未在烈士陵园安葬，县以上人民政府应该征得家属同意迁葬。
作为家属，我强烈要求把哥哥迁回浏阳安葬，所需费用不多，我们自己承担，只希望核实批准大哥进陵园安葬，对方这才同意我自己去办。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补助了我1000元钱。
马上，我制定了一个迁坟工作方案，一项一项去做。每次去相关部门、打电话沟通之后，对方的回复和遇到的问题，我全部记录在册。
我在电脑上做了10多个笔记本，打印出来后，装订了一个厚厚的本子。
要迁坟，先需要烈士证书。
但八十年代民政部门评大哥烈士时，并没有给我们烈士证明书，大哥的事迹被收录进了《长沙英烈》第五卷，但我们家什么证明都没有。
我开始从头整理大哥的资料，准备去湘潭民政局递交申请，要求补办烈士证明。
大哥留下的泛黄家书，再次把我带回了战火硝烟的抗日前线。
“母亲：
半月前，部队奉命坚守长城阵地，我们一个营守护城边的一个山头，团部离前沿阵地一华里许，我依然在最前线。
战斗开始，日寇炮火密集，配合空中投弹，不到一个多钟头，我军伤亡惨重，全营士兵留下的不到一个连，团部调换一个营上阵。我仍然坚持继续救护伤兵。
一颗炮弹落在距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没有爆炸，诚乃万幸之至。然而接着不到几分钟，从远处飞来的弹片，打伤了我的右眼。本来可以立即回到团部，眼见伤兵众多，不忍离去。
一会儿，古老的长城，被轰开了一个缺口，敌人如蝼蚁似的拥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大声喊叫着：‘老乡，快走！老乡，快走！’
啊呀，原来日寇竟是利用中国人冲在最前面。
这叫民族战争吗？！既然是老乡在喊，我也只好‘遵命’了。我背着一个受伤的排长跑了半里多路，实在没有力气了，正好碰上两个担架兵接着抬走。
我回到团部驻地，紧跟着大家一道迅速撤离，来到了晋城。这次战斗，全团牺牲了四百多人，逃散了三百多人，留下了约三分之二的人马，现驻扎在晋城东郊休整补充。
现在，我的眼睛差不多痊愈了，但视力减弱，而伤疤将永远给我留下一个民族抗战的纪念标志。
……
儿绍定于山西晋城”
这是大哥1939年写的一封家书，他在战场两年了。
不知道怕母亲担心故意报喜不报忧，还是因为这样的战事太过频繁，对于哥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家书中的战役写得轻描淡写。
但想想看，一场小战斗就牺牲400多人，那是怎样的惨烈。作为军医的哥哥，面对死去的战友无能为力，内心又该是怎样的无奈。
到了1942年，大哥就被劝他当兵的李文开团长提拔到第94师，担任卫生队队长，从准尉到少校，这是大哥第4次战场晋升。大哥也跟随李文开部队从山西到了洛阳，驻守在黄河南岸。大哥说除了竭尽所能抢救重伤官兵。每次休整期间，他都争分夺秒为老百姓去看病。
“老乡半晚叫我，也从没有推辞过，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为了方便及时出诊，大哥还特意买了一匹棕色的马。
这封信我从小就有记忆，因为大哥拍下他骑马的照片，寄给了我们。大哥在马背上的英姿，也就早早刻在我的脑海中。
为了让母亲随时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大哥还将自己的住宅布置情况画成图随信一起寄来。
他还提到，冬天来了，被子不够，买了几斤棉花，自己动手铺了一床棉被，仿照北方人的作法，不用棉纱，盖着倒还温暖舒适。
除了汇报战地日常，大哥思想的变化，也在家书中有所体现。1943年的一封家书中，哥哥详细记录下他的梦境，这个梦境是他潜意识里的真实反应。
“母亲：
今天上午给几家老乡看病，因为几个病人家相距很远，回到金村，十分疲倦，倒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梦里回到华中美专读书的时候，为组织同学开展游泳比赛，我画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刊头。
女同学首先不肯报名，经过我一番游说，有几个女同学大胆地响应了。我这个学生自治会干事，毕竟还有一点号召力，我心里乐滋滋的。
梦里以为是到湘江，但仿佛来到了黄河，是日本鬼子追来了，过河紧迫，船不够用，怎么办？
伤员必须优先，勤务兵要我上船，我命令说：‘让伤兵先上船吧，我能游泳。’说着，一跃跳进了黄河。
水流湍急，一个个浪头无情地向我打来，由于情绪的紧张，有时也难免要呛口水，我只得顺着浪头斜游而过，划着划着，实在太累了，平常一支短枪带在身上，毫无负担，这时却嫌弃它太重似的。
远远地传来了日寇的枪声，催促我用尽了气力，漂流了好几华里才到达了南岸，刚一登岸忽听远处有人在大声喊叫‘娄队长，娄队长。’
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丈夫偶患急病，请我去治疗。我急忙起床，跨上我特为老乡看病而购买的棕马。
一路上回想到梦里的情况，全是事实的回忆，只不过是学生时代与多日前的实事连在一起罢了。
半个月前，我们部队奉命出击，被困在河北山地，达四天之久，山地缺水，连干粮也无法吞下，天气又炎热，官兵们口渴得无力讲话了，唯一的只有马尿。
士兵们大都守在战马旁边，马一撒尿，都抢着接下来，分喝一点止渴。几个伤兵送不出去，叫苦连天，怎么办？救护伤员是我的职责，我不能让他们也去喝马尿。
无奈何，只好将仅存的半壶多水，分给了几个伤兵。过了几个钟头，我实在口渴得难以忍受，只得也跟着士兵们一道，喝了两口马尿。
在渴极无聊时，对于马尿的骚味，倒没有多大感觉，只是酸中有辣，第二口就难以咽下而已。
好在当日晚上就奉命突围，一下山就找到了水源。大家喝够了水，力气也足了，一个通晚，边战边退。拂晓就到了黄河北岸，迅速抢渡。我的划水过河，正是上述梦中情景。
这次战斗，使我想到对国军的担心。几年来，我从多方面得知，八路军的群众关系很好。这次回到驻地，就有人说，如果是八路军缺水，随时都有老乡给送去。
可我们这次被围困，附近的老乡都跑光了。看来国军虽有战斗力，但缺乏群众的支持，抗日必胜之说莫测。想到这里，感慨万千，才提笔写此信……。
儿绍定”
抗日战争时期的卫生员大哥思想的变化，也为他后来离开国军，加入八路军奠定了基础。后来，大哥是在跟随八路军抗日时牺牲的。
可我相关材料准备好，送到民政局时，又出了意外。
民政局里接待我的科员以为我来要抚恤金，根本不接我的材料。他冷淡地说：“你这么大年纪，有退休工资，又不能领取抚恤金，办烈士证有什么意义？”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我们那代人对抗日将士的敬重，更何况是烈士家属。
记得大哥参军后，武汉会战失败，大量人员与物资涌到长沙，加之之前长沙就积累了大量战略储备，又因为交通无法转运，不得已，国民政府提出了焦土政策。
规定在日军进入城郊30里以内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一家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军队以为撤离的时候到了，一起浇汽油点火，大火焚烧了五天五夜，长沙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万幸的是，大火逼近时，母亲带我们逃了出来。但家已经毁了，想到长沙是大城市，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为了避免战乱，母亲带着我们回到浏阳老家。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农村，上有老下有小，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母亲是小学教师，从没干过农活，但回老家后丝毫不娇气，种菜、养鸡、绣花都会。
二哥娄伯平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读完高中后放弃升学，去广西投奔舅舅找工作了。
农村平静的日子也很快没有了。
抗战节节败退，湖南一个个县相继沦陷，日军常常进村扫荡。
鬼子一来，老百姓就都跑进深山躲兵，年龄大的女孩子都把头发弄乱，把脸涂黑，怕被日本鬼子抢走。我年纪小，不用搞这些，就跟着母亲往山里跑。
祖母裹小脚，跑不动，就让母亲带着孩子快跑，说自己一把年纪，大不了死掉算了。
当时哥哥姐姐在外面教小学，母亲带我进山，什么都来不及拿，只能带一条毯子，在山里露宿，到晚上就被蚊虫叮得全身都是包。
山里没有吃的，鬼子走了，大家才敢回去做饭。
母亲回家刚做完饭，鬼子就来了，母亲急急忙忙把饭装起来，拼命往山里跑。
路上，母亲一只脚踏进了泥坑里，脚上沾满了泥和水，她顾不上扭脚的疼痛，好不容易坚持着跑到山里，让我吃上了饭。
日军离开了，我们才回家，好在祖母平安。她说，日本鬼子看到了她，语言也不通，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没杀她，我们家也没东西可抢，他们就走了。
二哥到广西没多久，广西也沦陷。给家里写来一封信，说他也要去参军了。
那时，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儿，只有一个信念：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二哥参军后上了黄埔军校，可惜上战场没多久，就收到舅舅的信，二哥牺牲了。
日军在进攻贵州时，二哥承担了保护盐局档案的任务，带着档案走在最后面，到黔贵边界下司镇的路边，突然遭遇到日本鬼子的袭击，他孤身作战，被日寇连捅了8刀。
我看到母亲日日夜夜的哭泣，我感到家里出了很严重的事情，这才知道二哥已经死了，母亲还要让我们瞒着老祖母，不要告诉她。
我当时不到10岁，听着都觉得害怕。8刀啊，二哥死得太惨了。
兵荒马乱，每个人活下来都难，况且隔着千山万水，根本无法去寻找二哥的尸首。一家人更加担心大哥了。
我们把二哥的死讯告诉大哥，要他千万保重，大哥回信安慰我们。
那一年，河南战场上的形势同样严峻，大哥迎来了他从军生涯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那是1944年5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大举进攻洛阳，当时驻守洛阳的，是国民党的第19军和大哥所在的第94师。第19军的将士有很多洛阳本地人，发誓死守洛阳，与洛阳共存亡。第94师是临时拨给第19军协助守城的，因此被安排到了相对安全的城厢区。
然而，在坚守洛阳的20多天中，援兵始终不到，第19军退入城内，与第94师一起坚守城厢区。当时的战斗分外紧急，大哥和其他军医都拿起了枪和手榴弹作战。
5月24日，洛阳城破，经过一天的巷战，洛阳最终沦陷，第94师溃散。突围之后，只剩下不到两千人。大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
日军攻陷洛阳城当时大哥有一个姓李的助手，是偃师人，当他发现大哥尚有一丝气息时，连忙请人把他抬走，带到偃师大口镇肖村自己的家中，交给在村里当医生的父亲医治。
在李医生家治疗期间，大哥得到了李家无微不至的关照，李医生觉得这位年轻军医不但对国家忠诚，而且医术水平远远超过自己，于是让自己的女儿李玲也和大哥学医。
后来，李医生要把女儿许配给大哥，才知道两个年轻人已经在共同讨论医术的过程中相爱了。
洛阳保卫战期间，大哥的书信断了一个月，再来信时，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未婚妻一家，而且还说他看透国民党的腐败，和李玲一起加入了偃师的八路军游击队，成了八路军战士。
这对于母亲来说，是双喜临门，她想到一心向往共产主义的父亲，大哥的选择是对父亲最好的慰藉。
在八路军中，大哥继续担任军医，跟着部队在偃师、孟津一带打游击战，抗击日军。
因为大哥参加了八路军，20世纪80年代，湖南浏阳民政局通知我们，要给大哥评烈士。
为了准确记录大哥八路军的生平，浏阳市党史馆成立了工作组，到大哥战斗的地方去走访。
我们听后都特别高兴，平时负责保管大哥信件的三哥和工作组一起去了河南偃师，走访年长的群众，调查大哥在洛阳一带参与抗战，为百姓治病的真实情况。
当时，大哥的军队驻扎在洛阳周边，他给百姓看病十分热情，医术又好，几次抢救危重病人，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孟津县有位老人在解放前曾经担任村里的小学校长，他回忆说，娄军医当时担任卫生队长，和他常有来往，还去他家里拜访过。无论哪家请娄队长看病，他骑上那匹棕马就过去，从来不收费用。
还有一位60多岁的大爷说，娄医官曾经救过他母亲的命，后来娄医官牺牲了，他母亲还带他去祭拜过恩人。
当地人都记得大哥被埋葬在汉高祖庙附近，可惜的是，汉高祖庙在解放后被拆毁，当时又没有网络、卫星地图之类先进技术，要找一座散墓，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经费和工作人员的时间不足，三哥只能放弃寻墓。
但是，三哥这趟河南之行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见到了曾经的“准嫂子”李玲。
昔日英姿飒爽的八路军女战士，在解放后做了一名普通的妇产科医生，已经退休，三哥看着大哥曾经的恋人，感到分外亲切。
李玲和三哥讲了她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大哥牺牲之后，她继续在八路军部队中，参与了解放战争，后来与部队失散，就回到老家做医生，结婚生子。
如果不是因为日寇的侵略，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残酷，她本来应该成为我们的嫂子。即便如此，我们得到她的音讯时，彼此也觉得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可惜，错过的就是错过了。
大哥的这些事迹当时就收录进了文献，这些资料我们都有。他还不能有张烈士证书吗？
第一个工作人员的冷淡没让我气馁，我转身走进旁边的工作室，一位女科员热情地接了我的资料，给我倒茶，请我坐下慢慢谈。
民政局优抚科的书记积极帮我办理，大约两个月后，他和另一个科员亲自上门，把迟到多年的烈士证明书、光荣牌送到了我家里，他们热情的态度让我铭记在心。
我拿到了大哥的烈士证明书，开始准备想办法在网上联系河南的有关部门，寻找到大哥墓地的位置。
这个想法，连我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儿子都不敢相信，跟我说：“妈，这怕不可能吧，当年舅舅去都没找到，七十多年了，怎么能找到一个没有标记的散墓呢？”
儿子虽然觉得没有希望，但看我态度坚决，非常支持我，也给我出主意，告诉我可以试试联系当地政府，说明原由，请他们帮忙寻人。我沿着哥哥当年打仗走过的地方，在网上查询河南洛阳市、偃师市、义马市，三门峡市等地方政府的联络方式，请求公安部门找人，又给五位市长的邮箱写了信。
大家都说我这是在大海捞针，我没有争论，心里却暗暗较劲，就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捞上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电话打到偃师市民政局后，他们非常重视，派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走访。竟然真的帮我确定了大哥埋葬的位置。
这么多年过去，曾经毁了的高祖庙已经原址重建，行政区划也从大口镇改成了缑氏镇。
更让我惊喜的是，义马市市长给我回了邮件，告诉我李玲和她的弟弟都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们通过公安系统，找到了李玲的三个子女。
我把电话打过去，李玲的子女十分热情，觉得我们能找到大哥的墓地，能联系到他们，是前世有缘，如果我到河南，他们都可以帮助我。
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我发了朋友圈，许多朋友、同学都来给我点赞，一件不可能的事，竟然变成了现实。
我想要是母亲还活着，最高兴的应该是她。
1945年3月，母亲收到了大哥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是用红笔写的。
大哥在信中表达了战争的残酷，时局的动荡，红笔写家书预示战斗激烈，自己的生命随时终止。
母亲打开信一看，就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整天为大哥担惊受怕，每天盼望着哥哥和“准嫂子”能双双归来。
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收不到大哥的信件了。
父亲早逝，二哥死在异乡的战场上，大哥生死不明，母亲怎么能承担得了这种打击。
三哥想了一个办法，把收藏的大哥家书全部拿出来，仔细看每个信封上的邮戳，根据时间地点，在地图上标记出来，复原出大哥部队作战的轨迹。
他用复写纸写了一百多封信，逐个寄往邮戳上的地址，帮母亲打听大哥的情况，都没有回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村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日本鬼子终于被打跑啦！
可是大哥还是没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这让我们感到分外揪心。
有一天，母亲伤心地说，大哥恐怕已经不在了，说着，一行眼泪从她眼中滑落。
其实我们能猜到，战争胜利了人还没有消息，大概是牺牲了，但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哥参加了八年抗战，竟然倒在胜利前夕，这太不公平了。
就在那个月，我们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是我们“准嫂子”李玲的弟弟，也就是救过大哥的那位助手写来的。
原来，在1945年4月，大哥已经牺牲了。
那时，偃师抗日游击队与日军激战，大哥冒着炮火抢救伤员，胸部中弹，被抬到大口镇后，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李玲十分悲痛，当地群众也陷入了悲伤之中，大家都知道，娄医官既是一位抗战勇士，也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良医。
大口镇附近有一座高祖庙，为了表示对大哥的尊敬和纪念，群众决定把大哥埋葬在那里，让百姓永远记住这位抗日英雄。
1945年10月10日，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国庆节”，人人都庆祝抗战胜利，非常热闹。全镇的小学集中起来开庆祝会，我们走了12里路去参加。
那时候我才10岁，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是被一个男老师背过去的。
我上台唱了一出三哥教我的京剧《贺后骂殿》，大家都夸我，说我这么小就能上台表演了。但对我们家来说，这场庆祝一半欣喜，一半哀伤。
我们家人都是爱好广泛的，大哥也是。现在抗战胜利，他的心愿终于达成，可他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欢唱了。
那时我还小，还不能体会母亲失去两个儿子的痛苦。只是无数个深夜里，我经常看到母亲辗转不眠，听见轻微的啜泣声。
母亲多次对我们兄妹说：“日本鬼子杀死我两个儿子，我伤心透了！我恨死了日本鬼子……”
平时，母亲拿大哥的事迹来教育、勉励我们，她总是给我们讲大哥在战场上看到的惨状，身边的士兵成片成片地倒下……每次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都会哭。
而到了哥哥们的生日、春节、中秋这些全家团圆的节日，母亲更是一边哭，一边念叨着儿子们。
很快，母亲的眼泪哭干了，眼晴也慢慢看不清东西。抗战胜利没两年，她就因为眼睛不好，而提前退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对哥哥们的思念反而更重了，她身体越来越差，最后竟卧床不起。
我毕业后，也跟随母亲成了一名教师，195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这些老师被说成是“臭老九知识分子”。我和母亲一商量，生活要继续，大哥已经不在了，这些东西干脆烧了算了。
夜深人静，大家睡着的时候，母亲和我关严门，在屋子里烧书。
事到临头，母亲还是舍不得。她翻着大哥留下的遗物，看了又看，狠下心扔到火里烧掉，一边烧一边哭。
我们家平安度过了文革，但是，想到我们因为害怕烧掉了大哥遗物，实在是又后悔又悲伤。
我们只能宽慰自己，算了算了，人都死了，那本书烧了就烧了吧。
但哪能说算就算，丧子之痛已经让母亲的心伤透了。1972年的秋天，瘫痪在床的母亲，突然在床上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捶床，我们以为她疯了，赶快跑进去问。
没想到，母亲是看到了手中报纸上中日建交的消息，一时忍不住情绪失控。
她一边哭一边大喊，说：“日本鬼子杀了这么多人，我们这一个家庭，就有两个儿子死在他们手里，全国得死多少人啊，为什么要和他们建交呢！”
我们只能劝她时代不同了，要从大局着想。但多少牺牲将士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样，哪能说算了就算了。
从此以后，母亲就彻底垮了，她不知道自己当时鼓励两个儿子上战场到底对不对？
渐渐地，母亲神智就真的不太清醒，总是念叨着大哥的名字，对我们说大哥没有死。
有一次，母亲看到报纸上出现了华国锋的照片，母亲激动指着照片说，她儿子没有死，那就是她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这是疯话，是母亲实在太想她的儿子们了。没两年，母亲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和遗憾，痛苦去世了。
让两个儿子回家，是母亲一直的心愿。
现在终于能把大哥接回家，对母亲也是一种交代。家里开会决定后，由大儿子陪我到洛阳。李玲的女儿工作很忙。她亲自来接我们，从见面她就视我们为亲戚，称我为阿姨，十分亲切，也很温暖。
她送我们到偃师民政局，晚上再独自冒着倾盆大雨开车赶回洛阳，晚饭都没能来得及吃一口。
2018年9月19日上午，我终于到了大哥长眠之地，一路上脑海中都是他的音容笑貌。
新修的高祖庙在一座小山坡上，到大哥的墓地还需要步行几分钟。天下着小雨，路又湿又滑，稍不注意就会摔跤。
我带了相机准备拍几张照片留纪念，没想到，刚举起来，发现相机坏了，只能放进包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哥怕我摔倒，想让我专心走路，才让我的相机坏了？
大哥离开家时，我才3岁，在他的记忆里，幺妹一定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就像在我记忆中，他永远那么年青和英俊。
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又湿了眼眶。
大哥的墓地是一片泥泞的荒野，他的尸骨早已消融在他保护过的这片土地。
当地政府部门十分重视，带了酒、香烛、鞭炮，举行了祭奠和欢送娄绍定烈士的仪式，感谢大哥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当地干部陪同娄绍兴迁墓祭奠过后，双泉村的村长拿着铁锹帮我挖土，我小心翼翼地把土装到袋子里，带回家。
回家后我把这些土分成几份，一份送到浏阳烈士陵园为大哥立了碑；一份分别洒到父母、哥哥、姐姐的墓前，告诉他们，我的大哥终于回来了。
还有一份，我用塑料瓶密封起来，放在家中永远陪伴着我。
大哥在烈士陵园中的墓碑
原标题：《大哥百封家书直播抗战，83年后我靠家书找到他 | 我家有烈士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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