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太阳一如既往升起后，别指望会有人出面道歉，甚至连一点反思也不会有。尽管末日预言接二连三地落空，但仍然会有下一个预言接踵而至。而且透露这些天机的先知们往往都有追随者，比如1843年被先知带到山上去等待世界末日降临的米勒派（Millerites） 10万教众，还有基督电台播音员哈罗·德康平（Harold Camping）的数千信徒。哈罗·德康平曾先后两次预言1994年和2011年是得救赎、上天堂的最后时机。
并不只有宗教狂热分子才相信末日灾难。来看看众专家们曾经许诺的一些绝世天灾吧：1974年，畅销书作者、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称：“我相信，人类的前景是充满痛苦、艰难甚至令人绝望的，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1968年，另一位畅销书作者、生态学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也说道：“让全人类温饱的战斗，胜负已分。1970年代（本书再版后，此处被改为”1970和1980年代”）饥荒将蔓延全球，不管采取何种应急措施都无法扭转几亿人将死于饥饿的结局……怎样都无法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增长。”此外，199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一次电视演说中谈道：“再过十年，我们将耗尽全世界现已探明的石油储备。”
尽管后来证实，上世纪70年代对全球饥荒以及石油耗尽的预测与千禧年派牧师们对世界末日的预测都一样不靠谱，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专家们变得对末日预言言辞谨慎，正相反，他们这些年更加摇唇鼓舌了。《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效仿玛雅历法的传说，在2012年初将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向午夜拨快了一分钟，并且评论说：“人类想要努力避免地球大气变化带来的灾难，这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首次出版并大获成功，距今已经有50多年；1972年，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引起极大关注，距今也已有40多年了。末日预言引发巨大反响，这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实际上，我们似乎在渴望更加令人害怕的预言，就如作家加里·亚历山大（Gary Alexander）所说，我们成了“灾难狂”（apocaholic）。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得到的警示罄竹难书：人口爆炸、全球饥荒、瘟疫、水资源战争、石油枯竭、矿产资源短缺、男性精子数量下降、臭氧层变薄、酸雨、核冬天、千年虫问题、疯牛病、杀人蜂、变性鱼、使用手机引起的脑癌和气候灾难。
谁是2012的罪魁祸首？
不过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恐怖的预言都被证明是有所夸大的。确实，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是大悲剧。但是预言的“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那些无法逾越的门槛、无法解除的引爆点、如我们所知的生存威胁，始终没有出现。为了看清楚我们的“灾难上瘾症”，并且了解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犯错，我们需要回顾过去50年的历史。
圣经新约之《启示录》中的“末日四骑士”，这四位骑士在我们的现代版本中变成了化工污染 （杀虫剂、氟氯烃和酸雨）、疾病（禽流感、猪流感、非典型肺炎、艾滋病、伊波拉病毒、疯牛病）、人类（人口问题、饥荒）和资源（石油、金属）。下面让我们逐一地来看。
“末日四骑士”之化工污染
《寂静的春天》出版距今已有50年了，对于那时兴起的当代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来说，《寂静的春天》可称为是重要的推广手段。“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或许还会推迟很久，或者根本就发展不起来，”阿尔·戈尔在此书1994年的版本序言中这样写道。卡森这本书的主题是，以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即滴滴涕）为代表的合成杀虫剂不仅会引起大量野生动物死亡，还会大范围导致人类癌症。写作此书的主要灵感和资料来源之一，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环境部的首任部长威廉·休珀（Wilhelm Hueper）。胡珀非常坚定地认为，杀虫剂和其他合成化工产品会引起癌症，并且工厂正在隐瞒这个事实，并极力反对将癌症归咎于吸烟。
休珀在1955年发表于美国《临床医师癌症杂志》（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的论文《肺癌及其成因》中指出:“工业或工业相关的空气污染是造成肺癌的重要原因……吸烟并非是肺癌的主要成因。”
事实上，我们发现肺癌和吸烟之间确实关系密切，而现代化学制品和肺癌的关系充其量仅沾一点边。就连杀虫剂DDT也是如此，虽然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暴露在DDT 环境下确实会给健康造成威胁，但并未找到其与癌症有关的确实证据。总体来说，在根据人口平均年龄做出修正之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下降。
化工污染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对化工污染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了空气污染上。《生活》杂志在1970年一月刊主题中写道：“科学家们有足够可靠的实验及理论证据支持以下预测：10年之内，空气污染就会严重到城市居民不得不佩戴防毒面具才能生存的地步……到1985年时，空气污染会使到达地球的太阳光减少一半。”不过与之相反，由于管制和革新等原因，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都急剧减少，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空气质量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都得到极大改善。空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和臭氧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都降低了,并且这一下降趋势还在持续。
到了80年代，酸雨成了灾害预警的主角。这时，森林和湖泊成了人类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迅速在德国引发热议，德国时事杂志《明镜》（Der Spiegel）在1981年11月的封面故事中尖刻地写道：“森林已死。”德国的《亮点》周刊（Stern magazine）也不甘示弱，宣称德国有三分之一的森林都已经或濒临死亡。伯纳德·尤利奇（Bernhard Ulrich）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名土壤学家，他曾表示，对于这个国家的森林而言，一切都为时已晚，“它们已经无可救药了。”树木的死亡，或森林的消亡成了全欧洲的大事件。”新闻记者弗雷德·皮尔斯（Fred Pearce）于1982年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中这样写道：“森林和湖泊都在消亡，造成的破坏可能已经无法挽回了。”北美的情况也差不多：据说全美一半的湖泊都受到酸化的危害，而弗吉尼亚州至加拿大中部都出现了的大面积森林死亡。
下一个问题是受到威胁的臭氧层。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这几年南极上空臭氧层每到春天就会减少。而世纪末日论又再一次甚嚣尘上。指责的枪口瞄准了氟氯烃，该化合物在冰箱和气溶胶罐中均有使用，在阳光下会发生化学反应。青蛙消失和黑色素瘤患者增多的现象都被归咎于臭氧层的减少。动物眼盲现象的纷纷涌现也都归因于臭氧层减少：1992年，阿尔·戈尔（Al Gore）写了一些关于眼盲三文鱼和眼盲兔的文章，《纽约时报》也报道称巴塔哥尼亚“出现了许多《阴阳魔界》（Twilight Zone）式的报道，报道称羊和兔子患上了白内障。”但所有这些都被证实是错误的。青蛙是死于由人传播的真菌性疾病；羊患有病毒性红眼病（viral pinkeye）；臭氧层空洞越来越大的同时，黑色素瘤的死亡率其实是保持平稳的；至于说眼盲三文鱼和眼盲兔，后来再没听说过了。
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命运能通过推动减少发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相关立法而避免，不过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20世纪80年代，森林没有多少净损失。美国有一项由政府赞助长达10年的研究项目，约700名科学家参与，耗资5亿美元。1990年，该研究报告称“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加拿大的森林因酸雨而出现大面积或不寻常的减少”，而且“有酸性沉降物的森林，其减少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酸雨。”海因里希·施皮克尔（Heinrich Spiecker）是德国森林生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orest Growth）所长，一个芬兰林业组织委托他对欧洲森林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他的评估结论是，这些森林较以前生长得更快更健康，树木蓄积量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有显著增长。他说：“自100多年前我们开始对森林进行测量起，现在的树木蓄积量是最丰富的。”（酸雨非但没有危害树木生长，相反，酸雨重要成分之一的氮氧化物会自然分解为硝酸盐，这恰是树木生长的所需的养分。）对于湖泊来说，事实证明其酸度上升更可能是由植树造林而非酸雨引起的；一项研究显示雨水中的酸度和湖水的PH值几乎没有关系。酸雨不是要规避的灾难，而是危害轻微的坏境问题 。
一项国际协议规定，1996年停止使用氟氯烃，但臭氧层并未如预想的那样得到恢复。这项禁令生效前，臭氧层空洞就已停止继续扩大，此后空洞并未缩小。每一年南极的春天到来时，臭氧层空洞仍会扩大，每年扩大的程度也基本相同。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个中原因。一些科学家认为，分解化学物质所需的时间本就比预想的更久；也有一小部分科学家认为，空洞形成原因的判断一开始就是错的。不管怎么样，臭氧层空洞远算不上什么大祸临头的灾难，更别提单靠一项政治措施就想高枕无忧了。
“末日四骑士”之疾病
过去50年间，人们不停提前预见到每一次新疫情的爆发。1976年猪流感引发的恐慌就是比较早的案例。迪克斯堡（Fort Dix）美国陆军军事基地的一名新兵死亡后，福特政府为4000多万美国人注射了疫苗，然而死于疫苗不良反应的人或许比死于猪流感的人更多。
几年以后，一如人们所料，一种致命病毒从同性恋者群体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这就是艾滋病。很快，艾滋病就成了长鸣不止的警钟。不过，并不是所有可怕的推测都能准确预言。1987年，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警告说：“研究显示，有五分之一——听我说，这真难以置信——也就是每五个异性恋者里就有一个人会在3年内死于艾滋病。1990年以前，五分之一啊！”
疾病
艾滋病疫情虽然严重，但除了非洲之外，美洲、欧洲和亚洲并没有真的如人们害怕地那样出现艾滋病大面积流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预测，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至少还有10年的恶化期，而且“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疫情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的国家，艾滋病在某些情况下将导致经济衰退、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艾滋病爆发的高峰期就已经过去。时至今日，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正缓慢减少。2010年新感染艾滋病的人群比1997年减少20%；1995年以来，已有25万以上的感染人群靠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存活了下来。去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Michel Sidibé）写道：“就在几年前，说什么艾滋病疫情能在短期内得到遏制还是种天方夜谭。不过，科学发展，政策支持，社区响应，这一切慢慢带来了明显切实的效果。”
艾滋病还催生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其他病毒将源源不断地从热带雨林中传播出来，这是人类破坏生态罪行的报复。1994年，劳丽·盖里特（Laurie Garrett）出版新书《灾难将至：失衡世界的新疾病》（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这种观点在书中可见一斑。影响最大的疾病要属埃博拉病毒（Ebola）了，理查德·普莱斯顿 （Richard Preston）同年出版的《火线医疗》（The Hot Zone）一书就重点描述了这种病毒引起的出血热。美国知名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对这本书赞誉有加，称之为“读到过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之一”。无独有偶，1995年埃博拉病毒就再次在刚果出现，不过又很快消失。艾滋病并没有成为一系列热带雨林传播病毒的前兆，反而是唯一横行50年的新型热带病毒。
20世纪80年代，疯牛病开始在英国流行，并致使大批牛死亡。这种疾病由饲料中的传染性病原体引起，通过其他病牛的残骸传播。不久，人类也出现了感染病例，许多令人胆战心惊的预言也很快随之而来。一项调查显示，该病致死人数或将达到13.6万人。一名病理学家警告称，英国“必须做好准备，该国可能会出现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的变异型克－雅症（vCJD，即人类疯牛病）病例”。然而迄今为止，英国共有176人死于疯牛病，2011年仅有5人死亡，2012年至今尚无死亡记录。
2003年，果子狸引发的非典型肺炎（SARS）令“世界末日”的预言四起，北京和多伦多被迫实行检疫隔离。病毒带来的不便数不胜数，带来的影响却十分有限。不到一年时间，非典就已烟消云散，仅造成774人死亡。2005年，禽流感疫情爆发，一名联合国时任官员将其形容为“像是一记全球变暖加上艾滋病的组合拳，传播速度比眼下的艾滋病快十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预测，将有200万到740万人死于禽流感。事实上，2007年底，禽流感逐渐平息，死亡人数也只停留在200人左右。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再度惊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宣称：“毋庸置疑，这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传染病威胁。”事实证明，这场爆发不过是普通流感的一支小插曲罢了。
实际上，全球新流行病没有增多，而是日渐减少。随着大规模城市移民，病毒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机率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有所减少，这与媒体大肆宣扬的“恶果”简直相去甚远。一般来说，水和昆虫传播引发的传染病是最为致命，不过随着人类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种情况正在减少。不可否认的是，类似感冒这样的偶然接触性传染病确实会猖獗一时，但病情不会太重，感染者还可以坚持工作，继续应酬，当然，这也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条件。纵有致命病毒在全球肆虐，医学科学也能重组病毒基因组，研制疫苗，提出新的疗法。毕竟，人类的医学水平始终在提升。
“末日四骑士”之人类
过去50年来，人类文明经受了诸多威胁，但没有那种威胁比得过对“人类”自身的夸张设想。电影《黑客帝国》（Matrix）中的密探史密斯（Agent Smith）如是说：“人类是一种病，是这颗星球的癌症。”这句夸张的台词与现实中许多活动家的观点不谋而合，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认为：“必须把人口数量降到10亿以下，这样才是根本之道，才是明智之举。……就像治疗癌症要斩草除根；要解救感染了‘人类’病毒的生物圈，同样不能心慈手软。”
保罗·埃尔利希在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描写了这样一幕场景：1966年一个酷热难耐的夜晚，乘坐在印度新德里的出租车上，“街上好像到处都是人。有人吃饭，有人洗漱，有人睡觉，有人四处游荡，有人在吵架，有人在尖叫，有人把手伸进出租车车窗乞讨，有人随地大小便，有人靠在巴士上，有人赶着牲畜……东南西北中，到处都是人。”埃尔利希对印度的前景感到悲观，他写道：“载着印度这个国家驶向末日的死亡列车”已经启程。不少专家也同意这种观点。1970年首个“世界地球日”的组织者丹尼斯·海耶斯（Denis Hayes）认为：“印度大饥荒在所难免。”威廉·帕多克和保罗·帕多克（William and Paul Paddock）在畅销书《饥荒，1975！》（Famine—1975!）中写道：“依靠外界向印度提供粮食只是权宜之计，印度大饥荒已是大势所趋。”
人类
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预言相去甚远。死亡率下降了。饥荒变得更罕见。人口增长率减半，主要是由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人们生得也少了。在过去五十年里，尽管全球人口成倍增长，世界人均食品产量却提高了。事实上，农民们非常成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以至食品价格在本世纪初掉到了历史低点。西欧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开始退耕还林。（一项把部分谷物变为发动机燃料的政策已经遏止了食品价格的下滑，驱动了价格的回升。）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家庭人口持续减少。虽然全球人口在20世纪增长了4倍，但是成倍增长的势头也许再不会出现了。随着非洲大陆上种子、肥料、杀虫剂、运输和灌溉术的提高和普及，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也许能轻松喂饱90亿人口，并且比现在养活70亿人口占用更少的耕地。
“末日四骑士”之资源
1977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电视上宣称：“世界石油产量大约会持续增长6到8年。但是在80年代某个时候，这个势头将停止。石油将供不应求。”不少人同意他的看法。整个20世纪，预言石油和天然气耗竭的声音此起彼伏。1922年，美国总统沃任·哈 丁（Warren Harding）设立了美国煤务总局（the US Coal Commission）。在长达11个月的调查后，该机构警告说，“天然气的产量已经开始降低。石油产量不可能长期保持现有速度。”1956年，壳牌石油 公司的地球物理学家M.金·胡伯特（M. King Hubbert）预言：在1970年前后，美国的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约14万亿立方英尺的顶峰。
所有这些预言都落空了。在过去50年中，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增加。2007年之后，天然气的储量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工程师们掌握了如何开采丰富的页岩 气的技术。2011年，国际能源机构（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全球天然气资源还可继续开采250年。现在看来：在未来几十年里，廉价的石油资源很可能会逐渐减少； 不过，我们应该能够买到大量的页岩油和油砂，虽然价格有点高。重重障碍再次出现，但世界末日仍未来临。自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之后，灾难预言者们往往低估了创新的力量。而实际上，为了应对价格上涨，人们会研发新技术，例如，能帮助我们从页岩中提取更多石油的水平钻井技术。
除了能源之外，人们也曾认为金属将被消耗殆尽。1970年，美国国 家科学院成员哈里森·布朗（Harrison Brown）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撰文预测，截止到1990年，金属铅、锌、锡、金和银将全部耗尽。由偏爱在意大利开会的知名环境保护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罗马俱乐 部”于40年前出版了畅销书《增长的极限》，该书预言，如果消耗量持续几何级数式增长，那么到1992年，几种金属的全球储备将会耗尽，这会在未来百年间 加速人类文明的崩溃，引起人口骤减，那时人类将不再有用于制造机械的原材料。这些主张不久就在教科书中被反复提及，书里写道，“一些科学家估计世界石油、 锡、铜和铝的已知储备将在你们有生之年用光。”实际上，就像后来保罗·埃尔利希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之间那场著名赌注的结局一样，金属并没有枯竭殆尽，反而日益廉价。自称受人“唆使”误入赌局的艾尔利希咆哮道，“我们从来不缺少白痴。”
纵观过去半个世纪，各种生态灾难预言都没有如期应验，有些预言部分成真，有些被人为规避，还有一些纯属异想天开。这勾起了一个令许多人不安的疑问：预言的表现如此不佳，人们为何还要接受现在提出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灾难性言论呢？毕竟，2012年不仅标志着玛雅人灾难预言的最后期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名人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委员会（IPCC）主席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所谓的最后行动期限，他在2007年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在2012年之前采取行动，一切都将为时晚矣……这是决定性时刻。”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担心气候变暖？这种非此即彼的问题并不是好问题。我们从那些失败的生态灾难预言中得到了什么结论？不是生态问题不存在，而是我们考虑问题太极端，忽略了太多中庸的观点。有关气候的争论中，许多人认为气候灾难即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非常严峻的了；另有许多人认为这完全是唬弄人的恶作剧玩笑。我们几乎从未倾听不冷不热的“温和派”怎么说。“温和派”作了如下猜测：大气中水蒸气的净正反馈不高，因此本世纪我们仅需面对1至2摄氏度的升温；格陵兰冰盖可能会融化，不过，其融化速度不会超过目前每世纪不足1%的融化率；降水量（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净增长有可能会提高农业生产力；生态系统曾在过去的温度骤变中幸免于难；我们不应该武断草率地决定放弃使用化石燃料，逐渐改变能源结构的策略会更经济、更有利于生态。
同时，也已有证据表明，人类能够预先阻止气候变暖造成的大灾难，疟疾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曾几何时，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将导致疟疾更加猖獗。20世纪，全球逐渐变暖，但疟疾在包括北美洲和俄罗斯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已销声匿迹。疟疾死亡率在21世纪前十年骤然下降，降幅达到惊人的25%。这段时间的气候很可能更适合蚊虫的滋生，不过杀虫剂、新发明的抗疟疾药、更完善的排水系统和经济的发展已远远抵销了气候变暖对疟疾的任何影响。牛津大学彼得·盖森（Peter Gething）等专家认为，不管气候变化如何，这些趋势将持续下去。
政策能让气候危机雪上加霜，硬性规定生物燃料量不仅怂恿人们破坏热带雨林、增加碳排放，而且令数百万人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不过，科技能让情况有所好转。如果植物育种专家能提高水稻产量，那么人们也许会更富裕，能负担起抵御恶劣天气的更好防护措施。如果核工程师在做核聚变（或钍核裂变）实验时注重成本效益，那么碳排放量可能随即急转直下。如果水平钻井技术使得天然气取代了煤炭，那么碳排放量可能上升得更慢。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非常之快，远远超乎想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的生态威胁？与其拿糟糕的情况来煽动民众的恐慌情绪，不若在威胁初现端倪时，便利用技术创新对其迎头痛击！
（译言训练营第4期全体学员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