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党史文汇》2014年12期，作者：胡新民）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两件大事。其功过是非，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质疑这个结论：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整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右
全党整风实际上是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提出来的。联系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与会的主要中央领导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都谈到了整风问题。朱德在会议期间的1956年9月17日发言时说：“我们只要接受过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方法……我们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即1956年秋冬，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工厂农村学校都发生了一些群体事件。针对引发群体事件主要原因之一的干部特殊化问题，刘少奇在1956年11月10日指出：“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1957年5月7日，刘少奇在高级党校和学员就整风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说：“关于学习和整风的矛盾问题，你们准备把整风和学习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好。要力求两不误，既读了书，又整了风，只读书不解决思想问题，不整风，就是教条主义；只整风不读书，就可能犯经验主义。我们过去整风，读书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没有读书，是个缺点。这一条是值得今天注意的。”“整风整什么? 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自己的思想。”“整风就要大讲这些脱离群众的事实，要大家想一想。好多同志对这样一些脱离群众的事实熟视无睹，看一看就过去了。要学会听闲话，有的同志听不得闲话，特别是听到告状一类的事，就沉不住气了。看到茅房写了标语就去追查，当反革命问题搞。这样一些问题，都要在整风时想一想，检查检查。整风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检查党和各方面群众的关系。”“在党校整风过程中，同志们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对中央和中央各部门有意见可以讲，对地方有意见也可以讲，可以放手批评。但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事求是，和风细雨，注意态度。”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对中国国内影响也很大。周恩来于 1957年1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波兰的乱局和匈牙利的骚乱都使他更加深刻感到，执政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出现危机。中共要避开这个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全党整风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周恩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只要讲话都要谈到这个问题，几乎是走到哪里，讲到那里”。
1957年3月12日，周恩来在与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会谈中说：我们每个国家都存在矛盾，而人民内部也还有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是一个重要的任务。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看望正在疗养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希望李考虑意见，帮助党整风。4月13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月14日，周恩来接见60多位电影工作者，在讲话中阐述了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第4次会议(扩大)和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指出：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4月25日，周恩来在杭州笕桥机场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交谈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说整风应经常进行，否则思想会生锈。4月29日在北京又与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了整风问题。
反右时期的大字报
总之，从中共八大召开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央几位主要领导成员都在积极推动整风的开展。“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07页）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因为向国内多次介绍了波兰匈牙利由于内乱而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的情况，对推进全党整风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国际知名研究周恩来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写道：“（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1989 第207页）。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初期进展健康顺利，党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毛泽东曾肯定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但是从5月中下旬至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突然十分紧张起来，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势。
各界响应号召，张贴大字报向执政者提意见。
这种出乎预料的极端错误言行，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领导连续召开会议进行研究。5月l4日晚九时，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16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与会者增加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这表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将这那些极少数的人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了。
5月19日，北京高校学生中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有些学生开始分头到北京各大学和天津、济南等地的大学去联络，并通过书信将大字报寄往全国各地的高校，企图造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至翌日凌晨一时。5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
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次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这段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反击右派的预警，也是为鸣放划出了底线。
但是极少数人仍然我行我素。
